我是中国亿万农民工的一员，从1992年17岁那年算起，不经意间，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打工之路。卖过冰棍，干过装卸工，下井开过绞车，东去青岛，南下广东，北上北京，再到西安，转了一大圈又返回家乡铜川。套用一句调皮话“十八卖蒸馍，啥事都经过”，整整三十年，多少苦辣酸甜事，尽在不言中。在媳妇眼中，没球本事，城里买不起房，至今还苟且在底层。
01
我8岁才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着迷象棋，天天放学找几个堂叔下棋，常常杀得他们片甲不留，得意之时却荒废了学业，不小心留了一级。后来我们这里由五年制改成六年制，头一年六年制被我赶上了，等于延迟了两年。1992年6月，和我一起的几个同学相继考上了中专、师范，我只能在我们学校等9月开学继续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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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那年的暑假，我为了筹集上高中一百多块钱的学费，把爷爷装书的一个木箱子用白漆刷成白色，找红漆写了“冰棍”两个字，做成了一个冰棍箱。第二天，我给父亲要了20块钱本钱，把冰棍箱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箱子里放了一个棉垫子，骑着自行车到30里外的县城冷库批发冰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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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棍批发5分钱一根，卖一毛；雪糕3毛，卖5毛；冰冻果汁6毛，卖一块。我要了50根冰棍，20根雪糕，10袋果汁，剩下的钱换成零钱以备找零。以前，看到人家卖冰棍挺羡慕，轮到自己，却不知道该去哪卖？我推着自行车出了冷库大门，看到满大街都是卖冰棍的自行车沿街叫卖，时不时有人招手买冰棍，但咋就不买我的呢？俗话说，卖什么吆喝什么，不吆喝咋能有人买呢？这县城离家远，四处看看，没有熟人，于是我也学着人家的样子要喝“雪糕、果汁、冰棍……”终于，有一个抱小孩的年轻妇女买了5毛钱一根雪糕，总算开张了，我不由信心大增。
长途汽车站，一辆等候在路边的大巴车上，一个男乘客向我招手，我赶紧过去，他买了两袋果汁。紧接着，十来个乘客要了雪糕、果汁、冰棍，忙得我不亦乐乎。
正当我心花怒放，想着过不了多久，就能卖完的时候，忽然过来两个卖冰棍的自行车把我夹在当中，两个凶煞恶神的男青年其中一个对我说：“谁让你在这卖呢？再不滚，小心砸了你的冰棍箱！”我人单势薄，只好推着车离开了汽车站。
火辣辣的太阳将马路烤得热气腾腾，我头上的汗像下雨一样湿透了衣衫，已经到中午了，我在路边树荫下取出一个馒头啃起来。揭开冰棍箱子，还有一半没有卖出去，取了最上面一根已经有些融化的冰棍吃起来，好像还是小时候那样冰甜的味道。
我沿着210国道，漫无目的地推着车向前走，汗水顺着我的头上脸上汩汩而下，路过一个村子，有户人家正在盖房，一个工头模样的人冲我喊话：“卖冰棍的过来！”我急匆匆推车过去，他要了我剩下的没有化的冰棍、雪糕和果汁。箱子了还剩下几根冰棍，雪糕开始融化，我急忙用装馒头的塑料袋把冰棍和雪糕装了进去，一路向北骑行了一个小时回到家中。我取出袋子，把它们分给了家人，舍不得买冰棍吃的父亲连连说甜，那冰甜的味道也带给了家里一丝快乐。
第二天，一大早，我继续去卖冰棍。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汽车站恶人把持，就去找工地，有时候一天也能卖两箱。有时候，遇到熟人，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但后来觉得自食其力靠劳动赚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有几次，卖完冰棍往回走，不幸遇到雷雨天气，汗水混着雨水浇透了我整个人，但那时年少的我居然也挺了过来。那个暑假，我靠每天骑行60里路往返县城卖冰棍，赚了人生第一笔300多块钱，除去交学费的100多块，剩下的200块钱交给了母亲贴补家用。
三十年过去了，看着矗立在杂物间成为工具箱的那个冰棍箱，让我记住了冰棍的味道，不只是冰甜，还有点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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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95年，我高考落榜，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工。
那时候，家里的光景就只有父母亲省吃俭用盖起来的三口砖窑洞，大哥已经成家外出打工了，妹妹上中专，父亲常年在村办煤矿干装卸工，母亲在私人砖窑干临时工。家里五六亩旱田，种的麦子交过公粮后刚够一家人的口粮。一时没有合适的工作，父亲让我跟他去煤矿干装卸工。
八十年代初，我们村建起了两个小煤窑，村上的壮劳力都在矿上打工。父亲没有技术，只能在煤场下苦力装煤。村办煤矿一个矿一天产出不到200吨煤，供不应求，渭河电厂和富平一带的白灰窑是主要客户。从八十年代初建成煤矿至新世纪初关停，父亲一直在一号矿装煤，所用的头号大锨头足足有二三十个。
小时候，我就经常给父亲送饭，一只烧得漆黑的铝饭盒装着稀饭和菜，几个馍装在军绿色的布袋里。记得深秋的一个周末，秋雨绵绵，母亲让我给父亲送饭，我穿了家里唯一的一双旧雨鞋，一手打伞，一手提着被父亲熏黑的饭盒，向着煤场走去。
那天下着中雨，雨水拍打着伞顶啪啪作响，走到泥泞的路上才感觉一只雨鞋底破了，一只脚上袜子已然湿透了，更倒霉的是快到煤场要走一段坡路，脚下一滑摔倒了，后背与裤子沾满了黑色的污泥，伞被风刮到路边的草丛中，雨水顷刻浇湿了我的周身，好在在滑倒的一瞬间，我紧紧握着饭盒，饭并没有洒出来，我从泥泞中爬起来捡起伞，心里非常窝火，不由得痛恨这鬼天气。
然而，当我走到煤场时，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父亲与几个装卸工都戴着一顶旧草帽，手握头号大锨，正在雨中奋力往近三米高的卡车上装煤，父亲赤脚穿一双布鞋，雨水没过鞋面，后背已经湿透，他那时就是这样用一张头号大锨长年累月维持着一家人的幸福，也不知经历过多少个这样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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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夏天的一天，父亲给我准备了一把大锨，让我跟着他去矿上装煤。到了煤场，同村的几个乡党七嘴八舌对我说装煤这活没有啥出息，看样子嫌我是新手来了他们的收入就减少了。
早上八点，拉煤的第一辆车开进煤场。半挂车倒到煤堆前，父亲让我到挨着煤堆子的车尾，他在车侧面装。开始装煤，一时间四五把大锨上下翻飞，父亲不断提醒我装成要把锨把搭在膝盖上，可年轻的我没有经验，只顾顺煤堆子费力铲煤，不大一会，煤灰混合着汗水流进眼睛里，火辣辣的疼，别人面装进车里的煤堆越来越大，我渐渐跟不上了。不到半个钟头，其他几个人装满了各自面前的车厢，我面前的车厢一角还是个坑，人家扛着锨收工了，我和父亲继续一锨一锨填车厢角上的坑。
装一吨煤两块钱，由父亲给司机要下分给大家，有时候平均不到整数，父亲就把多出来的零头分给了人家。有时候，来的车多，人家嫌我装的慢，就让我和父亲一个车，他们一个车。他们三个人必定比我们两个人装得快，一天下来我和父亲少分好几块钱。
啥事情都有个熟能生巧的过程，随着手上的茧子渐渐变厚，按照父亲说的要领，用膝盖当杠杆原理，我装煤不再落后了。后来，晚上也卖煤，我就和父亲上夜班。没车的时候，在开票室简易床上睡觉。半夜车来了，我们一块披星戴月装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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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装煤没有固定收入，一天下来平均不到十几块钱，有时候甚至才几块钱。我心里盘算着另一个活路。刚好一个堂叔在二矿当生产矿长，我去找他，他让我下井开绞车。在此之前，我从未下过井，对井下的印象只停留在电视新闻的镜头中。
记得第一次下井的那天早上，骄阳似火，从家走到矿上，汗流浃背，心里还纳闷堂叔为啥让我下井时最好穿上旧棉衣？我将要下的是村上的二号井，二十多米高的钢构锥形井架竖在直径大约两米的井口上，矿工分两批用一个铁笼子由载重10T的绞车垂直送到井下，铁笼子一次能容纳七八个人。我在保管那领了藤条编的安全帽与矿灯，换好干活的衣裳，带了两个馍当一天的干粮，感觉特别热，只好将旧棉袄先拿在手里，有个老矿工对我笑着说：“一会你就感到冷了”，我将信将疑。
我随着第一拨矿工钻进铁笼子，一个四十多岁的带班班长关好铁笼子的门，绞车提起铁笼子有半米高，井面上的人拉开了带着小轮的井盖，铁笼子开始徐徐下降。竖井离地面大约有50米，绞车每分钟下降20米，随着铁笼子徐徐下降，原本闷热的空气变得凉爽起来，不到3分钟到了井底，深不可测的巷道里有阵阵凉风迎面而来，抬头仰望井口，变成了脸盆大小。
头层巷道有两米高，每隔两米两边竖着两根碗口粗的洋槐木当矿柱，顶棚上横竖钉着四五根洋槐木。带班班长领我到了离井口最近的一个小绞车处，他简单交代了安全注意事项与小绞车的操作方法，而后就去工作面了。我要操作的小绞车类似于今天的2T卷扬机，两根三角带连着电机与皮带轮，绞车的滚筒上缠着二三十米8个的钢丝绳，控制开关是倒顺开关。巷道往工作面方向有坡度，矿工用架子车拉煤要上坡，所以在有坡度的巷道口要用小绞车拉架子车。
巷道里，每隔五六米有低压防爆灯照明，但仍然看不清巷道的全貌。那年下井开绞车时，我大概与《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的年龄相当，对井下的概念停留在《平凡的世界》里的文字中，直到下井后，才发现村办煤矿井下设施及其简陋，除了防爆电话、绞车、电锤、水泵、风机以外，再没有更先进的设备，尤其是安全主要靠自己时刻操心。
■ 《平凡的世界》剧照
头层巷道的工作面还能直得起腰，二层巷道高度不到1.5米，矿工要弯着腰挖煤、拉架子车。每个工作面由两个矿工搭伴，一个人负责挖煤放炮打矿柱，另一个负责往井口下用架子车拉煤。除我之外，另外还有三个绞车司机，分布在不同的巷道口。六个工作面产出的煤最后都要经过我操作的绞车牵引，才能到达井口下的大铁罐中，因此我还得负责给每个架子车记趟数。一趟二百公斤，五趟为一吨，当然，要装满架子车为标准，好多次因为总有个别人以多半车想蒙混过关，都被我拒绝了。
操作小绞车时，以拉车的矿工喊话为信号，我坐在小绞车前扳动倒顺开关，电机带动皮带轮运转，钢丝绳一圈圈缠在滚筒上，矿工驾着装满煤的架子车由远及近，到绞车跟前卸掉挂钩，再拉五六米平路将煤倒进井口下方的溜子口，溜子口的煤顺势流进底部的大铁罐中。一罐能容两吨煤，罐满后，推罐工沿轨道将罐推到井口正下方，挂好挂钩，用铁棒敲打三下大绞车的钢丝绳，声音传到井上绞车房，大绞车将煤提升出井口。
井下常年在十几度的恒温，因为坐着开绞车，时间长了会感到冷，旧棉袄就派上了用场。绞车的三角带与钢丝绳磨损得很快，经常要自己动手更换。因为是两班倒，上夜班的时候难免犯困，有时候会产生声音错觉，启动绞车走了几米才感觉没有挂上车子，要不就是挂的车子中途出现故障，车翻了驾驶员喊话停车，绞车电机声响听不到，差点酿成事故。
在井下开绞车的那年，我目睹过“掌子面”塌方后矿工受伤，数次遭遇过停电被困一整天，常年要呼吸井下浑浊的空气，深切地感受到：矿工不容易！村办煤矿于新世纪初关停了，留下井架守望着寂寞的村庄，每当望见井架，我就会想起下井开绞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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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996年2月，在市档案局工作的三叔从市职业介中心得到一个信息，青岛面向陕西招聘远洋船员，要求高中毕业，正式录用后随远洋船进出口集装箱货物，船上管吃管住，月薪四百美元起步。
三叔领着我去了市职业介绍中心，我憧憬着在远洋轮船上吹海风、看大海的情景。工作人员给了三叔一张蓝色的宣传单，船上天天吃海鲜，单人宿舍，还有健身房、歌舞厅、酒吧等豪华的设施，每年可以带薪休假两个月，待遇在当时看来相当优渥。可是，职业介绍中心要收取2000元的中介费，承诺录取不上的全额退费。三叔问我想不想去？我说肯定想去，只是家里没有这么多钱。三叔让我在职业介绍中心等他，他转身出了门。约莫二十分钟，他拿着2000元交给职业介绍中心。对方给我开了介绍信、收据和一张体检单，告诉我三天后到某医院体检，体检通过后下周到渭南市职业介绍中心集合乘火车去青岛。
2月底，我带着编织袋装的行李坐长途车到了渭南职业介绍中心。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看过我拿的介绍信后，安排我住到隔壁的招待所，告诉我明早8点他来领我们去火车站坐火车。
进了招待所，我才知道同行的有我们铜川3人，一个叫李建平，另一个叫徐宝良，年龄与我相当，中国远洋集团青岛远洋公司此次在陕共招了二十几个人。
第二天在招待所吃完早餐，那个秃顶的领队招呼大家拿好行李，随他去火车站。招待所离火车站不远，我们步行了十几分钟，进了火车站候车室。上午9点多，火车徐徐驶出渭南火车站，出潼关、过河南，向青岛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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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趟火车好像是慢车，站站都停，直到第二天8点才到青岛。3月的青岛，乍暖还寒，在火车站我们乘坐一辆远洋公司的大巴沿着海边大道驶向远洋职业学校。大家第一次看到大海，看到海面上往来的轮船和军舰，看到海鸥翱翔在空中，非常激动。一个小时后，车子驶入崂山深处的远洋职校。
秃顶领队清点了人数，把花名册交给接洽的远洋职校领导，留了渭南职业介绍中心的电话号码，说遇到困难可以给他打电话。
这次来远洋职校培训的一批学员分别来自陕西和山东，共40多人。班主任张琪辉老师是一名40多岁的海军转业干部，对学员既严格又热心。我被分到机工班，每天上午军训，下午上课。
培训了一周，远洋职校用大巴把我们拉到青岛远洋公司体检复审。也许是过于紧张，我以前4.8、4.9的视力，竟然只测了4.5、4.6！我对医生说想复测一下，被拒绝了。他说，视力不过关，海员证就办不下来，回家吧！这个结果如同晴天霹雳一样，我懵了。怎么办？
我在远洋公司打听到有个叫刘禄禄的人是负责这次招收海员的科长，恰好是陕西乡党，我冒昧地敲响了他办公室的门。说明来意，又说了我的家庭困难，希望能通融一下，人家头也没抬，告诉我没有希望，青岛消费很高，还是回去吧。我又找了班主任张琪辉老师，他也没办法。无奈，我给渭南职业介绍中心打了电话，对方说拿远洋公司辞退手续回来退钱，直到此我才知道铜川职业介绍中心的中介费原来是交给渭南的。
陕西过去二十多名学员，仅仅录取了9名，铜川只有李建平留下了。我们十多名被辞退的陕西娃，兴匆匆来，扫兴而归。
3月9号，我们被辞退的十几名陕西娃坐火车回到渭南，到职业介绍中心退了2000元中介费。我坐长途车回家先到三叔单位，把钱还给了三叔。
05
回家后，村里乡党和亲戚们盘问我为啥没当上海员，心里五味杂陈，烦不胜烦。
当海员的梦想破灭了，父亲又让我去矿上装煤。我不愿意和父亲在一起干，总觉得人人都在嘲笑我，于是我去了二矿，选择夜班和量方的张数搭伙装。二矿比一矿远，张数话不多，没车的时候睡觉，有车时我们挥汗如雨。
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北上广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很多人外出打工，也有传闻谁谁打工几年都成了老板了。我开始不安分，一心想去外边闯闯。
1997年秋，我的一个表嫂说邻村他表弟从广东回来招工，交500元他就可以带着去广东工厂打工，说有电子厂、玩具厂、鞋厂等工厂，管吃管住一个月六七百。我心动了，到邻村见到了西服革履、尖嘴猴腮的表嫂他表弟，他说他在广东干了三年了，现在是主管，广东干一个月顶家里几个月。我说服了父母，交了500元，收拾好行囊，跟着这个人南下广东东莞。
此去的铜川乡党大概十几个人，另外还有省内几十个人。我们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了广州火车站，看到足有十几万人进进出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标牌格外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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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点在广州火车站倒大巴，足足两个多钟头大巴开进东莞城乡结合处的工业园区。在一家鞋厂门口，车子停了，我们拿着大大小小的编织袋行李依次下车。从厂子门口出来一位油头粉面，手拿大哥大的人，他和我们领队的交接了一下，清点了一下人数，随手掏出一叠钞票给了尖嘴猴腮的领队的。领队的招呼我们随交接的人进了鞋厂。我回头看了一下满脸堆笑数钱的领队，感觉好像被他卖了似的。
进了鞋厂，工头先让我们把行李放到宿舍，十几个人一间的宿舍，摆满了架子床。然后，工头让我们去食堂集合，他讲一口粤语普通话，说了厂规厂纪，违反厂规交罚款，工资压三个月，工作时间大概十几个小时，不能出大门，吃饭过点不候。同来的人一下子炸了锅了，介绍人并没有说压工资，没有人身自由的话，在这打工岂不成了监狱囚犯？到此，我们才知道被人骗了，但是介绍人早拿钱跑了，在人生地不熟的东莞，出了这个厂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有几个人大概有老乡亲戚在东莞，回宿舍拿了行李就走了。我只能硬着头皮留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6点半，我们被刺耳的铃声惊醒，洗漱吃早饭只有半个小时，7点必须到岗位上。我被分配到原料车间，用小推车转运粉碎成白色颗粒的鞋底材料，几乎是小跑着连装带推物料，整个车间弥漫着刺鼻的味道，也没有口罩戴，稍慢点就被工头破口大骂，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晚饭后还要加班到晚上11点，听老员工说连加班也就四百元左右，新来的三个月以后才发工资，不让出厂门，等于限制了人身自由。
干了一周后，我和几个陕西老乡辞职了。工头让我们填写了因个人原因离职，当然是白干了，没有一分钱工资。
我们背着编织袋行李，茫然地走在东莞的大街上。出门时我只带了一百多元，如果一时找不到工作，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有两个陕西老乡还有路费，直接坐大巴去广州火车站买回家的火车票去了。剩下连我三个乡党结伴在东莞郊区的工业园找工作。一连三天，我们吃三块钱一碗的河粉，晚上开始睡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结果半夜被人家赶出来了，只好睡在马路中间的绿化带里，蚊虫叮咬，呼啸而过的车辆嘈杂声，那滋味只有底层的农民工体会得到。
■ 90年代东莞 | 图源网络
这三天，我们去了电子厂、服装厂、玩具厂，在大门口打听人家招不招普工，大多数只招女工，男工要求技术工种。正当走投无路时，同行的一个乡党在电子厂遇见了他表妹，对方给了一个地址和电话，说自家堂姐在厚街镇一个玩具厂当人事部主管，让我们去试试。我们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坐上公交车赶到那个玩具厂。我们在厂门口商店给要找的人打了电话，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主管让我们进了玩具厂，她是陕西兴平人，热情大方，登记了我们的身份证，说工厂不能随便出厂，压一个月工资，连加班大概五百元左右。
比起刚到东莞的那家鞋厂，情况能稍好点，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就在这家玩具厂安顿下来。厂区很大，宿舍楼阳台上晾晒着衣服，八个人一间宿舍，每天八点上班，晚上十一点下班。我被安排涂装车间，用喷壶给玩具喷漆，虽然戴着防护口罩，但刺鼻的漆味充满了整个车间。
从9月一直干到第二年3月，除了过年休息了几天，平常没有休息的时间，一天三顿米饭、汤粉，让吃惯了面食的我很不习惯。不加班的时候，给主管打个招呼，晚上到街上买一碗刀削面过过面瘾。
干了半年时间，我日夜想家，三月底离职了，最后一个月工资也没要下。在街上买了一个行李箱，买了两身衣裳，给父母买了刚刚流行的保暖内衣，坐火车灰溜溜地回到了家。
06
1998年4月到2000年6月，我又回到村办煤矿井下开小绞车。1999年经人介绍，有了对象，准备在2000年的腊月结婚。打工好几年，钱没挣下，折腾得不少。
2000年4月，家里为给我结婚翻修了老宅。盖了一间平房当厨房，给三孔窑洞加了窑沿（混凝土防雨顶棚），粉刷了窑洞，钱也就没剩多少了。
1999年年底，我在家里邀请了十几个高中同学聚会，好几个同学在大城市打拼，混得相当不错。其中，同学杨平在北京月薪已经上了三千，腰里别着刚刚兴起的诺基亚手机，让人好不羡慕。
翻修了房子，我萌生了去北京的念头，于是给杨平打了电话，他说可以暂住在他租的房子里，但工作还得自己找。有个落脚的地方就不错了，于是我告别了家人和未婚妻，奔赴首都北京。
去北京的时候正值7月，杨平在西客站接了我，打车到他租住的中关村一个老小区的房子，请我吃了一顿饭，给我留下一辆旧自行车，他就忙工作去了。北京的方位四四方方，我买了一张地图，自己骑自行车到处找工作。功夫不负苦心人，大概一周的时间，我在中关村人才市场找到了一份送水工的工作，老板还是陕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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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的地方离住处不远，我每天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去上班。老板说底薪400，送一桶水1块，只要肯吃苦，可以长期干。我本身就是农民工，吃苦不在话下。交了200元押金，老板分给我一辆旧人力三轮车，让他侄女给我派活。就这样，我在北京成了一名送水工。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不熟悉地形，一天只能送20桶水。经过一个月摸索，来来回回就是那些固定客户，差不多可以送40桶水。有电梯的楼层还不觉得累，许多6层的楼房没有电梯，就靠两只手往上提，不知道流过多少汗。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到住处，杨平告诉我他妹妹要来北京，让我另找住处。我给老板说了情况，老板让我每天下班跟公司的送水车回水厂住。水厂位于海淀区苏家坨，离单位四五十公里。
每天早上七点大家给金杯车装满桶装水，坐在逼仄的车里，前往公司。记得十一月的一天晚上，车回水厂，刚刚下了雪，车突然在半道甩了一百八十度，差点翻车，还好有惊无险回到了水厂。
有一次，我去给北京理工大学家属院送水，由于在一楼，就没有锁三轮车，送完水出来一看三轮车不见了。我走着回去给老板说了情况，老板说扣400元工资，心里真不是滋味。
由于腊月要结婚，我提前在公主坟商场给媳妇买了三金，花了大概一千元。12月初，我给老板辞行，老板让我结完婚再回来干。
07
2001年元月，我结完婚，拜完年，正月初八就收拾行囊一个人先去了北京。
同年3月，老板派我去公安大学附近的一个水站，管理水站兼送水。水站在二环内一个小区里边，租了一间平房带一个院子存放桶装水，连我在内还有一个山东小伙和一个黑龙江小伙。
3月底，媳妇来到北京，我在二环外的城中村租了10平米一间民房。媳妇开始没有找到工作，我给水站的两个同事商量了一下，媳妇帮忙做饭，我三个人每月给开300元。做了两个月饭，黑龙江那个同事第二个月赖账不给工钱，只好散伙各吃各的。我去小区居委会找居委会主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妈，打听有没有保姆的工作。居委会主任说她家儿媳妇刚出月子，等着上班，正好想找一个保姆，只是儿子要搬家到回龙观那边，一周可以给保姆放一天就。就这样，媳妇去回龙观那边当保姆了，一月才400元。
有一个周末，媳妇回到水站悄悄告诉我她在回龙观车站遇到一个安徽中年妇女，不记得说了什么话，就用一个小“金佛”换走了她的金戒指，我一惊，媳妇肯定被骗了。媳妇还不信，和我去了街上的金店，老板接过“金佛”看了一眼，说最多值10块钱。媳妇伤心地哭起来，非让我和她坐公交去回龙观车站找那个骗子，我拗不过她，和她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到车站没找见人。后来，我带她去了菜市口的金店，花了200多元重买了一个金戒指，那时候，一克金才80元。
那段时间，在不忙的周末，我带着媳妇逛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长城、动物园、王府井等名胜古迹。
2001年底，水站里另外两个同事嫌我派活不公平，矛盾渐渐多了，我也心灰意冷，一月就比他们多50元，还处处受刁难，于是打算和媳妇回家不干了。
那年年底，我们坐火车回到了家，我给父母、岳父母买了衣服和北京的特产，还了结婚时借二爸的两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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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庸庸碌碌过了几年，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没有高学历或者一技之长，打工只能解决基本的温饱。
2007年春节过后，我辞别了家人，背上行囊坐大巴车去西安打工。因为学历不高，我干过许多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收入卑微还受人冷眼。为此，2006年年底我考取了叉车资格证，想着过完春节去西安找份叉车司机的工作。到了西安后，我托之前的同学在长安路东八里村租了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子。放下行囊，办了一张手机卡，看着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感到有些茫然，不知何时才能找到工作。
翌日，吃罢早饭就去网吧。投着简历，浏览招聘会和叉车司机的招聘，只看到相关岗位几乎都在外省。接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奔波于招聘会和网吧。眼见兜里的钱越来越少，却还没有合适的工作。正当我近乎绝望，打算收拾行囊回家时，突然接到一家汽车座椅公司打来的电话。对方说在网上看到我的求职简历，通知我明天去面试。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身份证、叉车资格证，倒了两趟公交车才找到那家汽车座椅公司，地址是在莲湖区红光路91号，大门口的围墙上刻着“西安标准工业园”几个金色大字。我向门卫说明来意，随后一位姓刘的年轻女士热情地接待了我，看过身份证和叉车资格证后，领我去试叉车。接着来到车间，“叮咣叮咣”的冲床声震耳欲聋，“呲呲呲”的电焊火花让人不敢直视。几百名工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以前只有在电视上看过的工厂情景尽现眼前。刘女士领我来到车间维修班，向我介绍了40多岁的吴班长和50多岁的李师傅，我跟着他们去车间外试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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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项简单操作，李师傅和吴班长对我印象不错。体检程序结束，入职手续也顺利办好，明天8点半准时来上班。我在东八里村租住的房子第二天就满一个月了，住在南郊，去西郊上班肯定不方便。于是在未央区贺家村找到一间小房子，搬完家已是晚上8点多了。时令已到了农历二月，但夜晚的天气依然冷飕飕的。我蜷缩在铺着电热毯的床上，早早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7点，起床洗漱完毕即往单位赶。贺家村离单位有一公里路程，由西向东，依次有西郊热电厂、西安钢厂、起重机厂、西矿环保、锅炉厂、利君制药、西安印钞厂等大型企业。红光路91号西安标准工业园位于锅炉厂与利君制药的中间，上班早高峰人来车往好不热闹。
8点20开班前会，吴班长给包括李师傅在内的5名班组成员介绍了我，让我跟着李师傅先实习一个月。50多岁的李师傅，中等身材，浓眉大眼，身体稍胖，对我非常和善。他跟我讲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和叉车安全操作规程，特别强调了安全的重要性，我默默记在心里。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跟随李师傅熟悉工作环境，操作叉车给各个车间转运物料。闲暇时，李师傅给我聊了座椅厂以前的历史。现在的公司是中德合资企业，专门生产卡车、乘用车专用座椅，2002年由玉祥门搬到西安标准工业园。20世纪50年代，单位叫“西安台板厂”，专门给西安缝纫机厂生产木质缝纫机台板，到了90年代，老式的缝纫机逐渐没有了市场，于是转型生产汽车座椅。除了聊工作，李师傅与我无话不谈，成了我的良师诤友。
同年第二个月，我被调到装配车间，负责叉车入库、装车、铲各个车间的物料工作，每天的工作就像打仗一样紧张。一台台装配好的汽车座椅从流水线上被装进纸箱，搬运工码放到托盘上，我开叉车将码放好的座椅转运到库房。那时候单位的库房还是三个老旧的瓦房，面积小。遇到大批量生产座椅，常常没地方放，流水线不等人，我只好先把下线的座椅叉到路上，待下班了再叉到库房。遇到下雨天，要用篷布盖座椅。叉车坏的时候，不得不用液压车人力往库房拉；有时候晚上或者周末需要发货，我必须随叫随到。因为入库是最后一道工序，每天我都是最后一个下班，节假日才能回老家探亲。
在红光路91号院子工作的6年虽然忙碌，但很充实。我有幸两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3次在公司组织的征文大赛中获一等奖，合理化建议被采纳了7次，用汗水换来的认可让我倍感欣慰。
2013年3月，因母亲身体不好，家里老宅要翻新，我不得辞别了李师傅与工友。回到家乡，但无数个夜晚，又常梦见在西安打工的点点滴滴。前不久和李师傅联系，他说2014年就退休了，在家带孙子。单位2017年搬到临潼去了，红光路91号拆迁了，变成了住宅小区。
09
2013年至今，我在家门口一家民营建材企业当叉车司机。
三十年的打工经历，折腾了大好年华，至今还在底层，羡慕过别人诗和美景一样的日子，但能陪伴在亲人身边，我无怨无悔。
作者 | 雷焕 | 铜川人
